2010年，作家史铁生生命垂危，医生问他的妻子陈希米：“救不救？”没想到陈希米却说：“让他走吧。”史铁生不久之后离开了人世。
12月30日下午，史铁生做完透析回家，随后出现头痛、恶心、呕吐，很快陷入昏迷。急救车先把他送到离家较近的朝阳医院。
晚上九点多，凌锋医生查看后发现他的瞳孔正在放大，随即联系转入宣武医院重症监护室。病房里真正落到纸面上的，是一份停止介入性治疗的知情同意书。
医生把病情和预后告诉陈希米。她明确放弃介入性急救。这个决定并非当场起意。史铁生和她早已多次谈过死亡，也商量过临终处置和遗体安排。陈希米此时做的，是执行丈夫生前留下的意愿。
随后，她又签署器官捐献文件。史铁生希望能用的器官尽量捐出，也想让医学界研究困扰自己多年的脊椎病变。协调人员赶到后，医护人员完成相关程序。他的肝脏和角膜被送往天津，移植后在两名受者体内发挥作用；大脑和脊椎则用于医学研究。
2010年12月31日3时46分，史铁生在北京病逝。家属依照他的安排，没有举行遗体告别仪式。很多人记住了陈希米签字时的决绝，却容易忽略更重要的一点：她承担了最容易被误解的角色，却没有违背病人的选择。
史铁生从21岁起与轮椅相伴，后来又患上尿毒症，长期依靠透析维持生命。对普通人来说，抢救常被理解为“只要还有办法就不能停”；可对长期重病患者来说，治疗有没有效果、痛苦会不会被继续拉长、本人是否愿意承受，同样是不能绕开的现实问题。
陈希米的选择之所以让人争议，是因为旁观者只看到一次签字，她却经历了丈夫几十年的病痛，也听过他对生命终点的安排。
继续抢救，家属可能获得“已经尽力”的安慰；停止无效介入，家属要独自承担愧疚、质疑和失去。这种决定很难用“狠心”两个字概括。
意愿来自本人，病情由专业医生判断，家属只负责在关键时刻把它落实。缺少其中任何一项，旁人都无权替患者作决定。史铁生夫妇提前谈过死亡，意义并不消极，它减少了临终时的猜测和争执。
很多家庭习惯避谈死亡，真到病床前，最亲近的人反而不知道患者想要什么。提前沟通改变不了结局，却能让决定更接近本人，也让家属少背一层“我是不是做错了”的重担。
史铁生留下《我与地坛》《病隙碎笔》《务虚笔记》等作品。他写过残疾、母亲、死亡和人的处境，却没有把苦难包装成励志口号。他更关心一个人无法改变身体条件时，还能怎样安排自己的生活，怎样保住选择权。
当病情已经不可逆，爱究竟是把所有技术都用上，还是尊重本人提前说清的意愿？史铁生给出的答案很明确。
他停止了承受无效介入，又把能够捐出的部分留给他人。陈希米没有替他决定死亡，她只是替他守住了早已作出的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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